各 千百石。帝曰：‘广食几何，乃受米如许？’左右曰：‘隐语耳，黄者金，白者银也。’” 刘瑾败后，抄家得“金二十四万锭，又五万七千七百两。元宝五百万锭，银八百万，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。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，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 千 六百两”。钱宁籍没时，“黄金十余万两，白金三千箱，玉带二千五百束”。另一说为“金 七十扛，共十五万五千两，银二千四百九十扛，共四百九十八万两”。江彬籍没时，“入公 帑者，黄金七十柜，柜一千五百两，银二千二百柜，柜二千两。”……看来，明代是中国历 史上的贪污大朝，当不会错。赵翼认为，以上这些贪污犯，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，所以，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 。“籍没时，金银珠宝，书画器物田产，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。又直隶 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，亦不止此数。而所估价，又不过十之一。即如裘衣，共一 万七千四十一件，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，帐幔被褥，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，仅估银二千 二百四十八两零，则其他可知也。计其值，不下数十倍。”因此，严嵩的贪污记录，是可以 上吉尼斯的，“则史传所载，尚非实数”，这就是赵翼的结论。＆nbsp＆nbsp
孔雀虽毒不掩文章（3）
一般来讲，小贪如鼠，昼伏夜行，鸡鸣狗盗，提心吊胆，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。而大贪 如虎，无所顾忌，光天化日，明火执仗，才能贪出金山银山。“稗史所载，严世蕃与其妻窖 金于地，每百万为一窖，凡十数窖。曰：‘不可不使老人见之。’及嵩至，亦大骇，以多藏 厚亡为虑。”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，聚敛如许钱财，还不是当皇帝的 包 庇和纵容的结果！这两父子斑斑劣迹，早就民怨沸腾，“南北给事、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， 皆首嵩”。但是，“嵩每被论，亟归诚于帝，事辄已”。而且，“帝或以事谘嵩，所条对平 无奇，帝必故称赏，欲以讽止言者”。正因为有倚仗，严嵩才能有恃无恐，正因为他支持， 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。赵翼说：“是可知贿随权变，权在宦官，则贿亦在宦官，权在大臣，则贿亦在大臣，此 权门贿赂之往鉴也。”从近年来所揭发、所暴露、所法办的贪污案件，主犯要犯，哪一个不 是带“长”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？作家手中，不过有杆笔，谁会在乎你呢？是做一个才华出 众的文人，死守清高呢？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，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？严嵩自然会 选择后者了。尤其，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，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，也就是不视朝了，连皇帝这 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，也不干了，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。“自二十年宫婢之变 ，即移居西苑万寿宫，不入大内，大臣希得谒见，惟嵩独承顾问，御札一日或数下，虽同列 不获闻，以故嵩得逞志。”这样，等于纵虎归山，更是不可一世，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 团转，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，敛财聚钱。这一对贪污父子，同声共气，合作默契。“短项肥体，眇一目”的严世蕃，比其“长身 戍削，眉目，大音声”的老子，更能作恶。由于严嵩“旦夕值西内，诸司白事，辄曰以质 东楼，东楼，世蕃别号也。朝事一委世蕃，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，或停至暮而遣之。士大夫 侧目屏息，不肖者奔走其门，筐箧相望于道。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，责贿多寡，毫发不 能匿”。凡贪污，必腐败，凡大贪污，必大腐败，于是，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敲诈勒索， 横行都门。严嵩“窃政二十年，溺信恶子，流毒天下，人咸指目为j臣”。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，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。最后的失败，也是老暮以后，文思日退 ，诗情大减，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，才失去圣眷的。说实在的，一个诗人，总有江郎 才尽的一天，也许七老八十，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，但银行账目，商店流水，同样也是一行 一行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？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。再说，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，并 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，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，牛就会将你顶死，因此，作为诗人的严 嵩，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，涌上心头，是大可怀疑的。更何况，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 政敌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，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，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，当 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，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？结果，朱厚趈所下手诏，老迈的严嵩，竟“语多不可晓”，好像有些老诗人 看不懂年轻 诗人写的东西一样，只有一个劲地摇头。幸好，独眼龙严世蕃能“一览了然，答案无不中” 。但“严妻欧阳氏死，世蕃当护丧归”，于是，“嵩受诏多不能答，遣使持问世蕃，值其方 耽女乐，不以时答。中使相继促嵩，嵩不得已自为之，往往失言。所进青词，又多假手他人 不能工，以此积失帝欢”。这样，就走到了末路尽头。嘉靖四十四年，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，内怀怨望罪被劾，“斩于市，籍其家”。但世宗 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，削籍为民。“又二年，嵩老病，寄食墓舍以死。”这个大j臣，大 贪官，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真遗憾，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，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，而同是“堂” 的《钤山堂集》几乎不为人知。早在前清编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就因“迹其所为，究非他文士 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，故吟咏虽工，仅存其目”给否定了。以两“堂”的遭遇而言，看来，古人较呆，不灵活，认死理，还是今人聪明，脑袋瓜子 转得快。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，会被视作贰臣的，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。从这个角度比，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。＆nbsp＆nbsp
草间偷活沉吟不断（1）
每年秋后，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，茕然存活。那虽没有什么气力 ，但相当专注的啁鸣，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。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，贴着玻璃窗， 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，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，总使我有所触动，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 人吴梅村的名句：“为当年，沉吟不断，草间偷活。”诗人的这句诗，很酸楚，很凄凉，每吟，心必为之动，尤其对有过“草间偷活”体验的我来 说，更甚。可以想知，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，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“苦”的一位。我说的这个“苦”，并不是他自称的“无一刻不历艰难，无一境不尝辛苦……”的“苦”； 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，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，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 审自谴的“苦”。中国人，通常不怎么忏悔，中国文人，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。在西方文化史上，远一点的， 有圣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，近一点的，有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 中，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。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，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，还 不得已而为之，下罪己诏。吴梅村的恩主崇祯，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。但是，有些中国 文人，错了也不认错，不但不认错，还赖账，还推诿，还狡辩，还倒打一耙。所以，吴梅村 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如果不是惟一，也是极其少见的，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，值得我们后人尊 敬。早先，文坛的好事之徒，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，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。但在士子们的 口碑上，是按钱谦益一、吴伟业二、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，逐渐形成公论。不过，若就 纯文学的意义而言，吴和钱，至少是不相上下的。清人赵翼在《瓯北诗话》中说：“梅村当 国亡时已退闲林下，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，既不同于降表佥名，而自恨濡忍不死，〖fjf〗？〖fjj〗天 地之意，没身不忘，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。”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，那么，鼎革之际的表现 ，吴胜于钱，更胜于龚，是毫无疑义的。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，因为生逢末世，命运蹭蹬，遭遇不济，坎坷半生的命运，大致 相同。但具体到每个人，状况又不尽类似。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，深陷政治漩涡，龚是一 个市侩气的文人，热衷投机转蓬，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，生性怯懦，胆小怕事，体弱 多病，努力躲开政治，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。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，而是中国文 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。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，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，你在 这条船上，想不成落汤鸡也难。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，如托尔斯泰所言，在盐水里煮三次， 在碱水里煮三次，弄得你人不人，鬼不鬼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过，钱谦益自寻是非，龚鼎 孳自讨没趣，吴梅村在劫难逃，明白这点差别，也就理解他这什么“草间偷活，沉吟不断” 了。他忏悔是真诚的，但他“沉吟不断”，更多是在诉苦，诉他那个“一生遭际，万事忧危”的 苦，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。从古至今，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光荣要贴，成功要贴，到了当代，被 运动，要贴，受迫害，要贴，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。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，在 遗书里，告诉儿子，他是“天下大苦人”一个，说得可怜兮兮。他这一辈子，忧患连连，危 机重重，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，过得很不自在，也是事实，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。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，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，那几年间，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， 为世人瞩目。他的连捷高中，他的奉旨完婚，他的翰林高就，他的讲学东宫，也使得满朝文 武惊诧，艺苑杏林艳羡。无庸讳言，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，相当体面 ，相当得意，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。我始终认为，上帝虽然吝啬，但对每个人的安排，基本上（当然不是百分之百）还是要保持 账面上，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。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，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；同样，一个 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家伙，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。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，立马成为百万富 翁者，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。所以，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，但他二十三岁起 ，开始发迹，上帝真开眼，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，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！旧时中国的“士”，十年寒窗，囊萤刺股，大都怀有高第入仕，衣绯着紫，文章翘楚，领袖 群伦，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。时至21世纪，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，想谋一身黄马褂， 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，也是大有人在的。可鱼和熊掌，两者兼而得之，岂是那么容易的事 吗？在中国，考中状元，未必做得文豪，做得文豪，很难考得状元。吴敬梓，金圣叹，曹雪芹， 蒲松龄，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。这其中，二律背反，势难两全，八股文做多了，性 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，脑袋里装满了论、表、诏、诰、判、策之类应试制艺，诗词歌赋的绝 妙灵感，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。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，再也别指望 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。以今譬古，能凭真本事，赢得科举，而且又凭真才华，成为大师者， 肯定少而又少，只有吴伟业，是这样一个佼佼者。＆nbsp＆nbsp
草间偷活沉吟不断（2）
吴伟业（1609—1671），字骏公，晚号梅村，又号鹿樵生，江苏太仓人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长大于儒雅环境，聪颖早慧，好学不倦，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，文章 大进，学业完善，笔墨娴熟，得心应手。所以，1631年（崇祯三年），他到南京应乡试，中 举，名列第十二。次年进京，参加会试，得第一。接着殿试，皇帝亲点，为一甲二名进士， 即“榜眼”，这一个成功过程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叫好鼓掌都来不及，所以他老是卖苦， 是没有道理的。接下来，授翰林院编修。随后，崇祯出面，赐假回里，洞房花烛，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， “大登科后小登科”，“天下好事皆归子”了。吴也很得意，得意难免忘形，他评价自己为 ：“陆机词赋，早年独步江东，苏轼文章，一日喧传天下”，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，将自 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，都有不自量之嫌。所以，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“苦”，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“苦 ”。 满清入关，改朝换代，攻城略地的屠杀，铁骑践踏的血腥，文化箝制的强犦，予取予 夺的恐惧，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，非独吴梅村一人。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，我认 为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，表现出来，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。后来人常常不理解，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，睿智学者，聪明透顶的人，为什么不 能像顾炎武、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，坚拒不就？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、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 ，舍身成仁？最不济，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，作《惜发赋》，存明代衣冠，逃到湘西大山里 潜心读书。说说是容易的，要做到，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。直到我当了“右派”，我才懂得，中国知识分子中间，强者太少，而弱者太多。你可以这样 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，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，而不想站着取死，那你也只好抱憾。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，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：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，南宫 首策，莲烛赐婚，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，负海内重名久矣。当都城失守，帝殉社稷时，不 能与陈卧子、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，又不能与顾亭林、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，委蛇伏游 ，遂事二朝，则不若尚书（王阮亭）之峻整，随园之清高远矣。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，或隐 身岩|岤间，其节概文章，皆足以为后学标准，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，亦将不在阮亭而在 梅村，岂不尤可惜哉？”（见清人方浚师所著《蕉轩随录》）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哲学，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 自杀的武士道精神，是毫无共同点的。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，但对死亡毫无畏 惧的坚强，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，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。吴梅村性格软弱，可入世之心甚重，吴梅村身体脆弱，可虚荣之念更强。但文学大师的声名 ，复社宗主的威权，领袖群伦的欲念，一代良知的众望，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，是舍不 得放弃的，正是这些浮华，他既不能“取义成仁”，更不能“隐身岩|岤”，怎么办，只有成 为“忍死偷生廿载余”的“两截人”的一条路可走。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，就该出场了。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，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，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，后者使他 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。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，毫不搭界的事件，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，四 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，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。如果说，中国的政治家，有附庸风雅的嗜好，那么，中国的风雅文人，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 兴致。张溥为文学家，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，就选有他的《五人墓碑记》，那是一篇 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。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，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。崇祯初年，清除阉党， 昭雪东林，言路放宽，政策松动，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，张溥利用这个机会，成立“复社 ”， 议论朝政，针砭时弊，雌黄人物，评断是非，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。一般来说，文人玩不得政治，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，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， 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。他不明白，皇帝只是在